故事里的卞之琳（连载）

第三辑 人文品格（十四）

□ 丁士风

（上接12月22日A7版）

21. 诲人不倦从善如流

高庆琪一年受教终身得益

年少爱诗的高庆琪，在天津耀华中学读书时，见了卞之琳的新作《墙头草》特别感兴趣，就一遍遍地朗诵着：“五点钟贴一角夕阳，/六点钟挂半轮灯光，/想有些人把所有的日子，/就过在做做梦，看看墙，/墙头草长了又黄了。”之后，他去北平（京）上大学，在课余一人或同好友，登上东直门、安定门那荒凉的城墙，一边漫步，一边不由自主地吟咏《墙头草》和卞之琳的另一首新诗《断章》，觉得情趣无穷！

1946年，高庆琪读南开大学外文系时，因为做了卞之琳的学生而非常高兴！师生间接触多了，见卞教授总是待人诚挚与谦和，热情洋溢的话语滔滔不绝，高庆琪感到犹如兄长般亲切。即使第二年卞之琳出访英国，返回后在北京工作，高庆琪总要打长途电话、更多的是写信，向恩师问候或求救。学生每次写信少则数百字，多则千余字；而卞师回复总在两千字左右，如谈家常，读来倍感温馨！有段时间，高庆琪写作回忆、评论“汉园三诗人”的数篇文章，因年代久远有些事实记忆不清，就将初稿寄给恩师斧正。卞之琳总会挤出时间，一一审阅后及时寄还。

还让高庆琪非常感动的是，1980年秋天，他又一次上北京拜访卞之琳，既受到恩师的盛情接待，欢聚畅谈，又被赠送给新近出版的诗集《雕虫纪历》、评论集《人与诗：忆旧说新》和厚厚一册《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三年后，卞之琳又将新出版的五本著译作品，寄给在陕西咸阳工作的高庆琪。高庆琪无比喜悦地说：“数十年来，之琳师每出一本新书，都要从遥远的京城寄给我，让我不断受益啊！”

长期以来，不论做人与为文，高庆琪都以卞之琳为榜样，并用一种鲜有的方式激励着自己学习和感恩。他珍藏着1946年读大学时的一个翻译作业本，上有卞之琳用红墨水笔一字一句精心批改的字迹。数十年间，他多次迁徙，但不管到哪里，总将这个本子带着，不时取出摩挲、温习，心头萦绕着对之琳老师的敬仰与思念……

与楚至大学术互助

长期在南方工作的楚至大，是20世纪50年代的英语专业大学生，喜爱英国文学，尤其是英国诗歌。他早就阅读了卞之琳的译诗，非常仰慕，但不敢贸然向这位翻译界的泰斗写信请教。

50岁时，楚至大才开始译诗。1986年初，他在上海《外国语》杂志发表了第一篇关于译诗的论文，就请友人将此论文介绍给卞先生，获得了肯定。卞之琳在写作《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论文中，还着力推广楚至大这篇论文中的一些观点，热忱给予扶掖，在香港《八方》杂志发表，使楚至大受到极大鼓舞！1987后9月，卞之琳赴香港出席“当代翻译研讨会”，并做学术讲座。楚至大又将自己新写作的两篇译诗的论文，托人带交给卞先生，请求指正。不久，这两篇论文都在《川外学报》发表了。

为感谢卞先生的挚诚扶助，楚至大就直接写信跟恩师经常联系了。在有次复信中，卞之琳说：“我想把1983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国诗选》，改编成英汉对照本出版。但由于涉及的诗人太多，那些诗都是多年来陆续翻译的，有些很难找到原文。即使找到原文，自己年迈体衰，打字也不行了。”楚至大读到这里，心生感慨：这样一位蜚声中外的老专家，著译等身，竟然不用一名助手，真是不可想象！他想到自己正带着两个翻译研究生，可以帮忙，于是马上给卞先生回信，说愿意当助手，将《英国诗选》的英汉对照本编出来。卞之琳欣然同意。

编这本《英国诗选》的英汉对照本，楚至大感到看似简单，但要将几十位诗人的数百首诗，尤其是某些诗的片段，一一找出相应的原文却不容易。著名诗人的诗好找，不知名的就难了。而他那里是工科院校，英国文学方面的书极少。面对困难，楚至大既积极挖掘自己以往留存的资料，又让手下研究生去外校图书馆寻找，卞之琳也提供了部分，一年多时间，把原文找齐了。开始编排，由于原文印错较多，包括“序言”在内的文字，卞之琳都要修改多次。楚至大将几本旧版书剪剪贴贴，并按原文行数分页打印，经过两年四个月，在1990年夏天，终于全部完成。楚至大动情地说：“在此期间，卞先生给我写了17封信，使我获得极大的教益。该书出版后马上给我赠书，并在《前言》中感谢我们哩！”

此后，楚至大等被邀请到卞之琳家中作客，师母青林亲自下厨，女儿青乔当助手。饭后，他与卞先生一起坐在巴金送的花篮前合照。到了每年教师节和12月初，楚至大都要向卞先生寄赠“敬师卡”、生日卡以及贺年卡。

还值得一提的是，楚至大在译诗上遵循卞师的教诲：“放手译诗，既忠于内容，也忠于形式。在译格律诗场合，看究竟是人受了格律的束缚还是人能驾驭格律，关键就在于语言感觉力和语言运用力。掌握了这一着，面前的就会是好像得心应手的成果，虽然可能还是绞尽脑力的结果。”通过努力实践，他不断获得理想的译诗成效。卞先生对译作总是不断地修改、订正，也让楚至大受到了深深的启迪。

李景瑞：“先生本是重情人”

在20世纪80年代，卞之琳精心翻译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广受好评。但上海有位英语教授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其中不少误译的地方，发给市内一家杂志社。该刊知道卞之琳是《译林》编委，就将此稿转给了《译林》编辑部。时任《译林》杂志执编李景瑞看了，见此稿用词很严厉，不敢轻易处置，想到自己有事上北京，便去征求卞之琳的意见。

当卞之琳看完这篇批评稿子，不但没怒，反而乐呵呵地对李景瑞说：“我和他（稿子作者）是老相识了。他教英语，只知道凭字典，照语法来看翻译。要知道《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的台词是诗，而诗是要用心、用灵感、用激情来表达的，看了‘莎剧’不动情，就别想译‘莎剧’。他又挑我文字上的不对应，而我讲究的是达意和形似。”李景瑞听到这里，自然想到单从文字来说，外文诗歌是不可能翻译的，只能凭译者的理解，去刻意追求形式的近似，这必须有能融入原诗意境的激情才行。因此，他钦敬卞之琳翻译“莎剧”的用情，而对那位不熟悉外文诗翻译的教授所写的文章，就不采用了。

李景瑞深深感到，平时看似沉默寡言的卞之琳，不仅用情做学问，而且对人也如此。1988年，李景瑞主持在北京举办的“穆旦学术研讨会”，会前他向卞之琳汇报了这项活动的筹办情况。卞之琳听后，缓缓而又十分动情地说：“良铮（即穆旦）是个人才，受了这么多年的冤屈，亏得你们还想到他。他的诗风，也以情见长；他的译诗，既有洋味又不洋化，这一点我们两人很相似。”这天，卞之琳就当着几位诗人的面，说了很多话，还兴致勃勃地从书柜中抽出书来朗读几句诗，以盛情赞扬故友穆旦的艺术成就。

无独有偶。1987年9月，李景瑞同卞之琳一起参加在香港举行的“当代翻译研讨会”。有一天晚上，香港几位文友约请卞之琳与李景瑞等去吃夜宵，还说与会的几位台湾教授也参加。李景瑞考虑到卞之琳的身体，私下对老人说：“您岁大年高了，又会磨蹭到更深半夜的，可以不参加。”但卞之琳知道还有台湾同仁来，就浓情满腔地说：“这样的机会难得呀，我一定要去！”果然，这天晚上即使夜幕沉沉，可卞之琳与同好们相聚一起，总是激情飞扬，笑语不绝，乐不可支……

“先生本是重情人啊！”李景瑞经过多少回相处，这样称颂着卞之琳。

包容孙琴安的不同观点

只要上北京，年轻诗人孙琴安都会去拜访卞之琳，请教各种诗体和格律。他每次上门，总见这位德艺双馨的老人在伏案孜孜不倦地工作，便被深深地感动着。

孙琴安知道，卞之琳与何其芳都很重视诗的格律，而现在自己的观点与他们不尽相同。1985年一天，他当着卞之琳的面谈论个人对于格律诗的看法，说：“不论中外，人类格律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诗歌不可能永远是格律诗，20世纪实际上是以自由诗为主的时代，就是提倡格律和新格律诗也没用……”一下就讲了十来分钟。

这时，孙琴安觉得奇怪了。因为，坐在对面的卞之琳，只是静静地听，从不插一句话，而且还听得很认真。待到孙琴安说完，想听反驳，老人却点点头，说：“你的这个观点还是有点道理的。”“是吗？”孙琴安虽心生惊喜，但有些怀疑地复问。“是的。”老人又肯定地点着头，“是有点道理的。”

对于孙琴安来说，他一向清楚卞之琳在学术上的观点，既不轻易附和，又不含糊，而且极其认真严谨。在1958年，毛泽东、郭沫若提倡新民歌并形成很大的声势，唯有卞之琳等敢于亮出不同的观点，指出新民歌离开了创造是没有艺术生命的。这次，孙琴安居然听到卞之琳说自己的观点“是有点道理的”，因此兴奋了好几天！

后来，孙琴安为写作毛泽东与作家交往的书，就写信给卞之琳请求帮助。老人在百忙中提供资料，并在复信中说，案头堆积大量的信件，一般都无法回复了。孙琴安为之深深感动！

1994年3月24日，孙琴安收到卞之琳亲笔来信，说：“我年迈体弱，一年来仅两次出门活动，一次在去年2月下旬闻冯至病危前往医院探望，另一次9月间往艾青家会美国来的叶维廉。去年2月1日，照平时惯例以亲自上下四楼至传达室取邮件作为锻炼，拿晚报回来，在二三层之间摔伤，幸仅破及颅骨外皮，缝了五针，一周后也就没事了。但家里人再不让我下楼了……”

多少年目睹亲历的事，让孙琴安为卞之琳总是忘我工作、一贯热心助人等敬业与务实精神而赞叹不已！

为香港学者古苍梧答疑解惑

古苍梧是香港文化名人。1978年秋天，他专程到北京初访卞之琳，所提的20余个求索题，都获得实实在在的回答；然后以《诗人卞之琳谈诗与翻译》为题，在当年11月出版的香港《开卷》创刊号上发表长篇访问记。在这次访问中，卞之琳开诚布公地说：“我是很怕人叫我诗人，不得已临时倒可以，因为我写诗很少；还怕人称我教授，因为我不是个学者。1955年去波兰访问，那里人问我该如何称呼，我说我是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对方说这不算头衔，我一笑了之。在做学问方面，勉强说起来，我是个文学批评家，因为批评家对事物可以评论，但不是很系统……”古苍梧细细听着，对于这位著译宏富、技艺卓越的大师，那样虚怀若谷、大智若愚的高尚品格，由衷敬佩！之后，卞之琳看了所发表的访问记，就写信给古苍梧作出订正与补充，该信刊于《开卷》第4期上。

随着日后交往的增多，古苍梧对卞之琳越发敬仰。1995年夏初，卞之琳的夫人青林不幸病逝，到了年中古苍梧才知道，就一直惦念着远在京城的卞之琳。这天古苍梧一到北京，打了几次电话才联系上，不顾日高天热，请专车直达卞之琳住所，见老人恍若病后初愈，但气色尚好。

看到古苍梧来，卞之琳显得很高兴，一边说着“地方很乱，真抱歉……”，一边蹒跚地将客人引进自己的工作室。“您别客气，我主要来看望您。”古苍梧回应着，见到室内收拾得干干净净，沙发前的茶几上，摆放着待客的茶杯与茶叶，还有一盘橙红的蜜柑……

跟古苍梧前几次来一样，卞老坐于书桌后和他交谈，说余光中、郑愁予等远方人士来过，叶维廉来时，由卞老陪同去看望诗人艾青，并说：“艾青身体比我还差，脑子有点不灵了……”

这时，古苍梧想起给卞老带来的一条丝领带，就从提包内取出来。卞老见了，断断续续地说：“我现在已经用不上了……我想着您参加什么会议或见外宾时用得着……我现在已很少下楼，更别说参加什么活动了……”沉默了片刻，老人竟出语惊人地说：“我是怕时间不够，还要赶一些书稿，算是对自己的一个总结式交代吧。”

周实最想说的两句话

“是诗使我忘不了你。是你使我忘不了诗。”这是作家周实从自己长期的感悟中，最想给文学大师卞之琳说的两句话。

当初，周实读了卞之琳创作的《断章》诗，不由惊喜交加！因为在寥寥的诗行中，包含了多少的意蕴呀，不仅欲罢不能地为之想了又想，而且间隔了一段时间，总是还要去想……因此，在漫长的岁月里，周实只要一想起《断章》，也就想到卞之琳；一想起卞之琳，就要想到这首诗。

1995年，周实致力创办一种名为《书屋》的期刊，自然想到卞之琳与诗，很想发表这位名家的文章，于是就将每期新出的杂志寄给对方。卞之琳看了《书屋》很高兴，回信表示赞许，也愿意写稿子。周实知道了很兴奋，之后不见有卞之琳的文章来，考虑到大师实在忙，也高龄了，相信有了合适的稿子一定会发来。这期间，周实几次上北京，每次都想去看望卞之琳，有次手捧购买的鲜花，仍以不能去打扰而止步，返回后马上致信以示看望和问候。

周实非常欣喜地接到了卞之琳于2000年5月7日定稿的《三座门外大街十四号琐忆》，文章动情地回忆1934年间，租住在北平（京）北海南门外东侧的民居里，卞之琳与巴金、靳以等一起编辑两种文学期刊——《文学季刊》和《水星》时，愉快地工作与生活的情况。此文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被发表在当年8月号的《书屋》。这是卞之琳生前写作的最后一篇文章，为我国现代文学史增添了精彩的一页。

丁鲁献诗卞之琳学术研讨会

丁鲁在20世纪50年代考进北京大学后，学的是俄文，未跟卞之琳交集过。后来，他之所以非常敬仰卞之琳，因为，一是在白话格律诗的创作、翻译和研究方面，卞之琳起了“精神领袖”的作用；二是团结了一大批诗歌翻译者，在不利条件下，卞之琳为白话格律诗的研究和实践保留了“火种”。到了70年代末，丁鲁从事诗歌翻译并研究诗歌的形式，开始给卞之琳写信请教，还送去稿件请求批阅，每次都获得热情的指导帮助及多方面的关心爱护……

历时20年来，丁鲁一直将卞之琳作为自己最敬爱的老师。他说：“先生的人格力量，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不是强敌，新中国成立前勇于去延安，上前线与八路军一起抗战；他不怕压力，在1958年那场诗歌的论战中，敢于同何其芳一道面对大量不公正的指责。而我亲身体会过的，就是他的学术民主作风，也就是一种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而且贯彻在他的一切工作和日常生活中。这些我在庆祝他80寿诞的文章中已经写了。”

1990年8月4日，北京举行“卞之琳先生从事著译活动60周年学术研讨会”及《卞之琳与诗艺术》一书首发式。丁鲁为之胸中激情澎湃，怀着对卞之琳先生的无限崇敬，挥笔写作了一首题为《大海遐思——献给卞之琳学术研讨会》的诗歌——

“我偶然来到了你的水滨，/满脸是迷惘、惊奇的表情：/想象中气势威严的大海——/却映着丽日，拂着春风。

“我走下一片浅浅的沙滩，/轻波拍击着我的双脚。/我不知在你那深邃的底层/埋藏着多少无价的珍宝。

“我遥望水天相接的地方，/浩渺的波光汪洋无际。/你有多么宽广的胸怀啊——/任破浪的巨轮东来西去！

“双手掬起一捧海水，/我掌上荡起清澈的漪涟。/它蕴藏着大海全部的壮美，/缓缓地游进了我的心田。

“不息的涛声激励我向前，/纯朴的自然更令我倾倒。/大海啊，你日夜响在我心头——/因为你永远也不会衰老！”

这首诗歌，作者以非常确切的比喻，形象地写出了自己长期以来的深刻感受，将卞之琳的崇高人文品格，刻画得如此真切，怎不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即使到了10年之后，卞之琳不幸病逝，丁鲁还是在深情地吟咏着：“大海啊，你日夜响在我心头！”（这句话系作者为卞之琳书写悼文的题目）

袁可嘉越洋见恩师

2000年8月中旬，远在美国女儿家的袁可嘉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通知，邀请他出席12月7日在该所举行的《卞之琳译文集》首发式及学术研讨会，以庆祝卞之琳教授90华诞。袁可嘉特别欣喜，马上填写好准时参加庆祝活动的回单，并兴冲冲地赶去付邮。

目睹女儿家人诧异的眼神，袁可嘉情真意切地说：“卞之琳先生是我敬佩的老师，杰出的诗人、翻译家、作家、中外文学评论家。60年来，我听他的课，读他的书，接受他的指导，深受教益哩！”

在当日夜晚趁女儿全家人休闲聚会的时候，袁可嘉兴致勃勃地一边回忆，一边说：“1941年秋天我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才知道卞之琳的名字，当初还把‘卞’字写成了‘卡’字。1942年上他的翻译课，觉得他口才不怎么样，批改作业却很认真，很见功力。不久，我读到他的用土纸印刷的《十年诗草》，经历了一次大振奋：‘中国新诗竟还有这样的杰作！’当时西南联大正刮起一股‘现代主义风’，我自己的兴趣也在从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感到卞之琳的诗和冯至的《十四行集》诗特别有吸引力。1943年，我选听了卞师的《现代小说艺术》课程，知晓了现代实验小说的走向。此后，我不断地读他的书，长期一起工作接受他的指导。他对我是严格的，屡次嘱咐我对他的评估要‘降温’，但我只说我所认识到的，不加油添醋妄加扭曲就是了。”

听的人都很认真，一同感受着讲述者遇上恩师卞之琳并长相处的喜悦之情。

自从袁可嘉离休后，与夫人一起多年居住在美国工作的女儿小敏家，他年事已高，身体不是太好，夫人提出通过写信和寄赠礼品向卞先生祝寿，不用亲自回国了。而袁可嘉不顾年老体衰、路程遥远，甚至跟夫人吵翻，执意要回国去见恩师。结果是，小敏请了一个月假，陪同父亲回国。

可万万想不到，当袁可嘉由女儿陪着，在美国乘坐飞机，越过茫茫大洋，历经万里航程，于12月2日下午到达北京时，仅差半天，未能与卞之琳见上最后一面。他极其哀伤地守在恩师身边，热泪长流伴着喃喃的细语，久久，久久地不愿离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