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海门移民来自何处

□李元冲

关于通东人（古海门人）和通东话的来源问题，《海门日报》曾发表过多篇文章，多年来讨论一直没有停止，但民间的讨论更是十分火热，争得面红耳赤那是常有的事。因为人们都渴望了解祖先，了解和继承海门的本土文化。笔者也凑凑热闹，今先谈谈通东人来自何处的问题。

众所周知，海门人按照方言划分可以分为沙地人和通东人两大类。沙地人是清乾隆年间从崇明和江南等地迁移过来的，至今仅有200多年历史。通东人生活在海门这块土地上已有1000多年，他们是最早的海门人。那么通东人是从何处移民过来的呢？目前的争论主要有三种：第一，认为通东人是从古常州迁移过来的（见2020年5月26日《海门日报·古风盎然的吴音——通东话》，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古风盎然”）；第二，认为通东人“大部分是从北方江淮一带迁移来的”（见2020年6月22日《海门日报·通东话属于吴语吗》）；第三，众说纷纭，渴望了解真相。

古海门最早的居民是常州人？

“古风盎然”在文章的开头就指出“……通东人是古海门最早的居民，是古常州人的后代。”笔者认为此提法值得商榷。

据史料记载最早生活在海门的人是骆宾王，他于武朝光宅元年（684）随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徐敬业兵败被杀后，骆宾王与徐敬业之子徐絅（据说当时仅十岁）逃亡途中隐匿在白水荡（成陆之初的海门沼泽地）。清道光年间编纂的《海门县志》（见图一）证实了这种说法：“白水荡在吕四场，唐骆宾王因李敬业兵败，逃匿于此。”公元684年是唐代初期，当时海门还未完全成陆，尚是沼泽地，骆宾王应是生活在海门最早的人。骆宾王是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与常州没有关系。

骆宾王之所以能生存，说明当时海门已有人类居住。如果说骆宾王只是个个体的话，那么古海门较大的移民潮一共有五次：

第一批古海门的移民是尉迟宝庆的家人及部分兵丁。海门自汉代成为白水荡以后，数百年荒无人烟，唐代以后才逐渐得到开发。唐代初期，武则天称帝（公元690年）后，实行“酷吏政治”，大肆杀害唐朝宗室，同时追杀忠于唐室的开国元勋后人。开国元勋尉迟恭的二儿子尉迟宝庆（唐著名将领，后战死疆场）的家人也在追杀之列。尉迟宝庆家人带领部分兵丁，沿黄海一路向东南方向逃窜，他们横渡夹江——布洲夹，来到了当时被称为牛角梢的无人沙地（约在今余东），经过围圩作堰、蓄淡排咸，不几年这里已开发成可耕地。唐开元四年（公元716），也即武则天死后11年，这里开始“煮海为盐”，后称余庆盐场。这是最早来海门开发的先民群体。尉迟恭是今山西人，尉迟宝庆的家人从小生活在长安（今陕西西安），都是北方人，他们的家人也大都是北方人，北方话成了最初的古海门语言。

第二批古海门的移民是俘虏和罪犯。据明嘉靖《海门县志》载“唐大历（766 —779）中李承（也称李承实）为进南（淮南）节度使判官（黜陟使）……奏请作堰以御，自楚州盐城直抵扬州海陵境……”（见图二）。李承实发动了4万多民工在沿海一带兴起了筑堤高潮，不几年全长140多公里的沿海大堤筑成。此后东布洲得到进一步开发。唐代统治者看到盐业的利润丰厚，于是在东部沿海包括东布洲等地纷纷兴建官办盐场，其劳动力大多来自俘虏和被流放的犯人。这些俘虏大多来自北方（因为唐时与北方的突厥人经常发生战争），把战争中的大批俘虏放到四面环海的东布洲正是个好地方。由于俘虏中的突厥人大多讲蒙古语，所以通东话中也注入了蒙古话的成分。

第三批古海门的移民是陕西人。1991年在南通东郊出土了一方《姚锷墓志》（见图三）。墓志的开头对墓主人的介绍是：“唐故静海指挥都知兵马使兼监察御史冯翊姚公墓志。”这里的“唐”指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国，“静海指挥都知兵马使兼监察御史”是指姚锷的官职，而“冯翊”则是指姚锷的籍贯，古人常常把籍贯写于名字之前。那么“冯翊”是什么地方呢？“冯翊”即今陕西省大荔县。据《姚锷墓志》记载，“曾祖讳制，东洲都镇使……”这是说姚锷的曾祖姚存制是五代十国时期吴国（907-937）的“东洲都镇使”。也就是说曾在东洲（古海门）任职的姚存制约在唐末（890年前后）从陕西奉调过来看押罪犯，此后就定居在东洲，并且世代为官，从姚存制始到姚锷传承了四代。姚存制“割据海陵东二洲”，随之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族群。这批移民使北方方言的人口再一次增加。

第四批古海门的移民是李庭芝后人及部将。宋代末年，驻守扬州的抗元名将李庭芝（1219-1276）忠君保宋，屡败元军。咸淳十年（1274），元军又南下大举进攻，扬州危急，李庭芝誓不投降，最后战死疆场。李庭芝8岁的二儿子李辰孙在其父部将们的掩护下逃到海门，这一批人及其子孙隐居于吕四一带近一个世纪。直至明代李氏后人才公开身份，并参加科举考试。李氏一门在明代曾出了五个举人，被称为“五桂之家”，明嘉靖《海门县志》中记载的“五桂三豸坊”就是为李氏五举人所立（见图四）。李庭芝是汴梁（今河南开封）人，又长期在两淮任职，他的部将也大都是江淮人，部将们与李辰孙移民海门，又给通东方言注入了江淮方言的血液。

第五批古海门的移民是“江南诸府”之民。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政权后，爆发了各路农民起义军间的战争，最后只剩下了两支较强的队伍，一支是朱元璋的“红巾军”，另一支是张士诚的义军。张士诚占据了沿海一带的富裕地区，并得到江南富户和盐商的支持，在平江（今苏州）自立为吴王。因其经济实力雄厚，军饷充足，武器不断更新，因此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战争打得十分艰苦。朱元璋打败了张士诚取得政权后，对跟随张士诚的旧部和江南富户十分憎恨，同时为防止这一地区的居民对明政权构成威胁，于洪武年间（1368—1397）将张士诚的旧部及“江南诸府（即苏、松、常、杭、嘉、湖诸府）”大量人口驱赶到苏北一带从事盐垦（包括海门各盐场）。其中既有普通百姓，也有“王府绅民”。江南移民的迁入，使通东方言又加入了吴方言的血液。

由于通东地区的移民是分批而来并聚居的，所以通东话有“十里不同音”之说，通东许多地区间至今还保留着许多乡音乡俗，如四甲方言、金沙方言、吕四方言等互相都有区别。

五代十国时东洲属谁管辖？

为了说明古常州人迁徙海门，2020年7月21日《海门日报》又发表“古风盎然”的续篇《再论通东话属吴语》（以下简称“续篇”）。“续篇”中说“五代时，其地（东布洲）曾属浙西晋陵郡（今常州），通东人的祖先迁移到此地……形成了古海门人和古海门方言”。这段话中提到了两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一是五代时有没有“浙西晋陵郡”这个行政区域？二是五代时常州有没有移民迁入东洲？

关于“浙西晋陵郡”，全称为“浙江西道晋陵郡”。唐代的地方政权实行州、县制，“道”是监察区名称，不是行政区域名，不行使行政权力，只是到了唐中后期藩镇割据时代，才形成了实际上的行政区域，但也不称“郡”，称为“方镇”或“藩镇”。“浙西晋陵郡”是唐天宝元年（742）由常州改称晋陵郡的，唐乾元元年（758），又将晋陵郡改称常州，“晋陵郡”的存在时间仅为16年。五代十国（907—960）时期早已不存在“晋陵郡”。那时的东洲属于五代十国中吴国（后称南唐）的常州（是“常州”而不是“晋陵郡”）管理。

五代十国时常州有没有移民入迁东洲？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在前面讲清楚了，在上述的五次移民潮中仅在“江南诸府”移民中有部分常州人。况且此次移民潮是发生在元末明初（1368年前后），与“续篇”所说的“五代时（907—960）”相距甚远。

另外，五代十国常州有没有移民入迁东洲，需要看一下当时的东洲需不需要移民迁入？那时，东洲已是一个十分繁荣的地方，被称为“东洲都镇”。“镇”在五代十国时期是“军事要塞”的代名词。它是吴国的军事重镇、水军基地。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发生在东洲的几场战争推算，东洲水军基地的水军起码有四五万人。吴国之所以把东洲作为水军基地，除了东洲的地理位置适宜外，东洲还有发达的渔盐业、商贸业，以及后来随着水军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船舶修造业等各业。“东洲都镇”的总计人口约在10万左右，已经达到了“壮县”的水平（当时如皋县的人口不足1万）。尽管当时东洲曾属过常州的短暂管理，但已是人口众多的“东洲都镇”，根本不需要常州再向东洲移民，历史上也未看到常州向东洲移民的记载。

图一 资料来源：清道光《海门县志》

图二 资料来源：明嘉靖《海门县志·古迹》

图三 左图为存于南通博物苑的《姚鍔暮志》碑，右图为《南通市志》对碑文的翻译。

图四 资料来源：明嘉靖《海门县志·疆域·街坊》